致力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术体系，必须坚持从元法学问题出发：一是思想资源问题，即塑造法学者取向、前见、偏好的思想资源是什么的问题。
新时代机构改革也必须坚持改革与法治相统一、相促进、相协调的原则，要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上推进改革，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发挥法治规范和保障改革的作用，同时通过改革促进法治化治理和法治化的党和政府职能建构。完整、全面、准确落实机构改革各项任务与要求，必须从思想上提高认识。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更是如此，需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坚定推进、坚决执行，以公心和气魄应对这场政治考验。习近平总书记面对改革始终拥有坚定的政治意志和巨大的政治勇气，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行决定起草他就曾指出，在决定起草时我就说过，如果做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决定，那还不如不做。2023年的此番改革是在2018年改革基础上的推进与深化。新时代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是坚持人民至上，通过机构改革不断完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体制机制，特别是优化党和国家机构在教育医疗、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职能，提升为民办事、为民谋利、为民解忧的能力，不断增进人民福祉，真正让人民受益、更有获得感，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向往。全面深化改革永远在路上。
第一，改革方式从破到立再到全面整合。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根本遵循，也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鲜明特点的理论根源和思想基础。目前沟通数字与数据之间的制度桥梁是对算法的权利保护。
但数字人权能否在法理上有效证成并且成为第四代人权，法学界更多的是质疑。第三代人权主要是以生存权、发展权等权利为特征形成的新型人权，第三代人权的核心价值就是要消灭贫困，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使人权的保护获得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国内和国际环境。要回答数字权利的合法权利主体问题，必须解决数字权利是什么性质的权利，权利主体享有数字权利需要什么样的最低程度的行为能力保障等基础性的问题。数字权利的权利客体无疑与数字有关，不论是数字技术，还是数字产品，都存在一个数字与传统技术和产品特性相结合的特征，而传统法律制度对于技术和产品的法律保护和规制，都有比较成熟的制度标准，故是否因为数字与技术和产品的结合实质性地改变了权利客体的特性，特别是数字本身是否值得通过权利制度来加以治理，这是迄今为止法学界没有深入讨论的问题。
但数字与数据之间的价值鸿沟仍然存在。故数字权利要正式进入制度设计领域，有很多基础性的法理问题必须加以澄清。
所以，除了宪法文本上明文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外，需要主权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加以促进，继而对某些特殊的法益形成必要的法律保护的权利事项，也具有宪法权利的权利特性。不考虑数字权利所对应的法益特征，就可能进一步增加数字权利的风险。本文旨在以传统宪法学关于宪法权利的基本属性和基本体系的法理来全面和系统地分析数字权利能否进入宪法权利体系，能否成为新一代人权的理论生长点的问题。从目前数字权利的权利形态来看，数字权利的性质仍然停留在集合性权利概念的阶段，并且附着在其他权利内涵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
如果将这些数字现象都纳入权利保护的范畴，那么，人类社会就无法构建共同的知识体系，人类就缺少了进行沟通和社会交往的基本工具。其次，由于公民在利用数字技术方面的条件和能力参差不齐，所以，要把数字权利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加以保护，必须在制度上建立赋能公民行使数字权利方面的培训、教育机制，同时还要公民履行与行使数字权利相配套和相适应的宪法义务，这尤其包括区块链技术所要求的对传统个人隐私权内涵的限制。数字权利要进入宪法权利的行列，关键是要依据宪法权利的特性，从法理上证明它需要国家权力来承担必要的保护责任。具体而言，数字权利的内容往往是与数字产品结合在一起的，人人可以享用数字产品，但是，对数字产品的质量提供有效保障的符合条件的主体却不是普通的个人，这是实践中存在的难题。
互联网、物联网、即时通信、社交网络、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已经成为人们生存的条件，人类对数字科技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根据传统法学所构建的三要素权利结构理论，权利主体因为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而包含了享有权利的权利主体和保障权利实现的义务主体两方面特性。
事实上，关于数字权利属于传统法学意义上的何种性质的权利的问题，即便是主张数字权利具有正当性的学者也很难准确下结论。因为数据中的技术和产品特性往往取决于数据背后的算法，如果算法生产者与数据生产者是二元的主体，那么，在法理上就必须解决算法生产者对于数据技术和产品的权利分享问题。
事实上，数字人权已经具备了人权的基本特性，但数字人权中的人格利益依然是通过传统人权形态来加以呈现的，未来只有当数字真正成为自然人人格的组成部分时，例如，大规模使用AI产品，使得数字产品成为个人人格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形下，数字人权才能真正进入人权保护体系。如果通过政府规制的手段无法解决数字技术所造成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被滥用等问题，那么，直接在法律制度上设计个人信息权则有利于避免因为数字技术的发展而给传统意义上的人格权利造成事实上的侵犯。上述数字产品特性必然会导致数字权利所对应的法益带有很大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对于数字产品的使用者来说，如何给予制度上最有效的权利救济，怎样制约数字产品开发者在数字权利链中更强的行为能力，等等，都是基于传统法学中的法益学说必须加以考虑的。但大数据的运用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这涉及数据开发者的成本投入、数据库的完整性保护、大数据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以及数据使用风险规避等复杂的问题，其中引入权利治理方式是建立数据生产和使用秩序的较为有效的手段。再次，对数字产品中所包含的数字技术进行法益保护是否会阻碍数字产品的技术创新？也就是说，如何在制度设计上真正把数字技术的新颖性与数字技术背后所发现的数学公理有效地区分开来，存在较大难度。至于在具体的人机共创产品中，如何在权利主体自然人之间科学合理地分配权利，则需要通过立法加以细化。
所以，认真总结此次新冠疫情防控的有益做法，可以为未来在制度上构建公民的数字权利，并将其纳入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体系提供可靠的经验和参考。为了便于将数字技术发展的成果及时地通过制度肯定下来，并且在政府具备较为完备的保障公民数字权利实现的行为能力时，及时将数字权利纳入宪法权利体系，当下，可以构建一些必要的法律制度，通过法律规制与权利治理相结合的方式来推进数字权利的制度化、法律化。
按照人权代际划分的原理，即使 数字人权能够成为一项人权，也只能归入已有的人权类型结构中。尽管在传统社会中，已经出现了象数理论，但是，数字的社会功能还没有成为每个自然人生存的基本条件。
他在《智慧社会背景下的第四代人权及其保障》一文中提出，个人数据权、个人信息权不仅仅是一些权利，还应当成为一项基本人权，数字人权是第四代人权。如果数字产品的产品责任充满了不确定性，存在巨大的责任风险，那么也不宜通过设立数字权利来规制数字产品的使用价值。
目前，数字所具有的人权价值尚处于不确定阶段，所以，把预期可能存在的人权利益当作现实的人权利益，应当说在法理上还不够严谨。因此，宪法在近代以来的一个重要制度功能就是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关于第四代人权，法学界除了马长山教授从数字人权的角度加以论证之外，徐显明教授也曾经提出以和谐权作为第四代人权，但这一学术观点既没有得到文化价值观完全不同的西方人权学者的认可，也没有得到国内法学界和人权学界的普遍认同，盖因和谐问题具有很明显的价值倾向，对于和谐价值的追求似乎很难具有普遍人权的广谱性。四、数字人权合法性证成及作为新一代人权的社会意义对于数字与人权的结合，在我国法学界最先作出学术上尝试的是马长山教授。
遵循数字权利的逻辑，学者们推导出了数字人权，在数字人权的合法性证成过程中，又出现了第四代人权的新一代人权观。故数字权利是一个集合性的权利，其保护的法益具有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等对应的法益的特性。
数字权利进入宪法，成为一项宪法权利甚至一项基本权利，与宪法中传统类型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和实现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数字被广泛地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这起源于现代计算机技术对二进制的运用。
由此可以推知，以人作为权利主体核心的传统权利体系所保护的法益处于合法权益的最顶层，体现个人人格特征的信息权利处于权利体系的中端，数字权利以及与数字权利密切相关的数据权利处于权利体系的最下端。 作者：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三代人权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权中的受益者是享有基本人权的自然人个人，人权主体与人权的客体以及主体客体相互作用的对象都是具有完全的独立性的。总的来说，数字人权能否具备人权的权利属性，关键是数字人权的主体是否为自然人，数字人权中的人权利益是否是作为人权主体，即每一个自然人个体生存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格利益。第二代人权是以政府积极有效的作为来保证公民的基本生产和生活需求。当然，数字权利也好，数字人权也罢，能否作为一种新的权利类型以及是否具有明确的权利属性，这些基础性法理问题必须得到严格的法理论证，而后，它们才能在学术层面加以推广。
为了进一步推动数字权利在未来社会有效地进入法律制度中，特别是要获得宪法上的有力保护，必须不断提升政府在发展数字技术方面的主导权和保障数字人权得以实现的行为能力。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归纳起来，三代人权的权利特征表现为：第一代人权是以政府履行绝对不干涉职责为前提的，以自由权和平等权作为主要内涵。从数字权利发展的现状来看，由于它仍然是附着于其他权利之上的集合性权利，所以，将数字权利作为独立的宪法权利纳入宪法权利体系，仍然存在着不少法理和实践障碍。
列宁曾经指出：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就传统法学三要素权利结构说中的权利客体而言，数字权利的权利客体的复杂性也是阻挠数字权利有效生存的现实因素。
